隔离第五天(5月16日)
在我当记者之前的时候,订的两份报纸是《杭州日报》和《钱江晚报》。《钱江晚报》是后起之秀,是《浙江日报》报业集团下的一个子媒体。
《杭州日报》正事多,《钱江晚报》趣事多,老百姓大多喜欢看《钱江晚报》。当时我在想,每天有那么多新闻吗?没有新闻的时间怎么办?报纸开天窗吗?
后来自己当了记者,那眼到之处都是新闻,根本来不及写,于是编辑成了记者的顶头上司——这个新闻价值高不高,这个社会效应大不大,这个是新闻还是旧闻。
我这个人不太要人管着,我觉得自己很自觉,也很勤奋,从小父母宠着,我奶奶也只有我爸妈不在的时候骂骂我,我爸妈在的时候,她就不响了。
头上有顶头上司,甚至顶头上司还有顶头上司,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还有顶头上司,我真当不习惯。
“小万,张区长叫你做她的秘书。”一个领导不知是他自己有意还是张区长授意。
“我不去,不去。”一想到做秘书,要鞍前马后地跑,要揣摩领导的意图,还要起得比鸡早,睡得比狗晚,我连连拒绝。
机关里就是这样,有领导看重你,你不去,其他的领导也不会再来“看中”你了。(这是我当时的认为,事情是不是这样,我不知道。)
因此在一次机会中,我离开了机关,据说,因为我的离开,正副局长在办公室里拍桌子骂人。(我是在正局长出国考察的时候,被副局长放走的。)
这几年,忙着看孩子的日记,自己已经很少写日记了。
该看透的看透,该放下的放下,记和不记没啥两样。
没想到,过了“耳顺”之年,又有了人生第一次。
这第一次还来得如此突然,又跟上国家大背景,好像应该记一下。
6点20分,两个大白准时敲门。
医生们已经知道我叫她们测左鼻孔了。
她习惯地将棉签伸进了左鼻孔。
6点20分到7点半,吃饭还早,我就拿出手机,训练“云水禅心”的简谱,然后开始听空灵鼓演奏,小小的房间里,我舞开了四步,拖鞋踩在地毯上,没有任何声音,但手机音乐里的四步,让我跳出了“嘣、嚓、嚓、嚓”的节奏。
7点半之前,很多人还在睡觉,不适合练空灵鼓。
早饭后,是我练习空灵鼓的时间,今天的目标是第九节到十六节。
“万老师,您看一下短信,有一个验证码过来。”
帮我在阿里备案的胡老师打电话来。
“好,好。792739。”我急忙将验证码告诉她。
“还要进行验证。”说完,胡老师将验证要求发了过来,其他的都没问题,有一个要求是站在白墙前拍照验证。
宾馆的墙都是木纹墙布,深浅不一的颜色,没有丝毫白墙感。我走进厕所,淡黄色的瓷砖告诉我:一点也不白。
我猛地想到可以在床上拍,床上的被单是全白色的。
因此我扎好头发,理平床单,高举手机,躺在床上拍了一张“白墙照”,没想到,不知是睡下去的“大饼脸”与本身的美貌不像呢,还是机器人一看就是床上拍的,生生地发了一个“没通过。”
那怎么办?
只能抬头问天。
天还真的告诉了答案:天花板是白的。
我调整角度,将天花板当背景,“咔嚓”一声,拍了个“白墙”照。
过了!
今天,我对“急中生智”这个词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我奶奶经常说,船到桥头自然直,可能说的也是这个道理。
只可惜,我练八节“云水禅心”的计划泡汤了。
想那人生,真是“云水”飘忽不定,却又真是存在。
我那513的房间就是那大白随手一扔房卡,我就被云水般定在了这里。刚住进来的时候,不知道东南西北,特别是连续地下雨,更不知道太阳从何时起,何时落。
今天天气很好,又被“白墙”折腾,我把满墙的窗帘各拉到底,看见了阳光,但没看见太阳,哦,现在还是中午,太阳在头顶。下午2点多,阳光爬进了我的窗户,将我那叠的整整齐齐的衣裤仿佛要晒出热气来,我坐在窗户的边缘处,尽情地被阳光暴晒。(由于隔离酒店,窗户开到最大大概只有30厘米,站立的话,可以照满整个头部和背部。)
我背着阳光看着卡夫卡的散文集,他对人性的透彻让我起敬:“关于魔鬼的知识可能是有的,但对魔鬼的信仰却没有,因为再也没有比魔鬼更魔鬼的东西了。”
“在你与世界的竞争中,你要协助世界。”
“有些人通过指出太阳的存在来拒绝苦恼,而他们通过指出苦恼来拒绝太阳。”
卡夫卡是我从《变形记》中认识他的,当时我是多么希望甲虫能变回人,当他的头不由地主地倒在地板上,无声无息中死去的时候,我还为格里高尔留下了眼泪。
今天再看卡夫卡犀利的语言,我不再流泪,我已经深切地知道,有的人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,有的人一生在治愈童年。
卡夫卡太可怜了,他的一生没有和父亲和世界和解,最后的结果也是没有和自己和解,这个多情又薄命的男人,在人生壮年(40岁),与世长辞。
我越看越热,索性就脱了上衣,晒起日光浴,反正我房间没人来,我又是背对着窗外。
汗不停地流下来,我起身擦汗,当我侧身穿衣的时候,我还是有一阵惊吓:窗外是有房子的,谁知道这批房子有没有人住呢?谁又知道,有谁会关心这个隔离酒店呢?
一切都已来不及,唯一来得及的是加快穿衣速度。
早上我还以为今天是平淡的一天,担心没有东西可以写,这不,“新闻”满满当当。
“这个世界不是缺乏美,而是缺乏发现。”
傍晚,一轮红日西下,一天过去了。